地契文書的主體是土地權利的占有、租佃、買賣、典當與鬮分。為了暸解私人土地所有權的來源及其性質，在此有必要將台灣早期土地開發的過程，略作說明。十七世紀初期，荷蘭東印度公司（1644－1661）和西班牙人先後占領臺南和基隆等地，一方面推行以蔗糖為主的農業開發，另一方面則對西部海岸地區的土著部落進行剿撫和收編工作，並以社商制度主導他們的交易活動。稍後，鄭成功父子（1662－1683）取代荷蘭人成為台灣的領主。他們為求安插大量戰士，並鞏固政權基礎，乃極力推廣稻米與蔗糖並重的開墾事業。其次，他們對平埔族部落除了鎮壓招撫與課稅之外，也進行鹿皮的貨易活動。這些鹿皮經由鄭氏王朝的戰艦商船，轉賣於日本商人，換取大量白銀，從而奠下島內採用外國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經濟基礎。

　　 1683年清朝據有台灣之後 ，一方面整頓舊有的社會秩序，建立以台南府城為中心的行政體制，另一方面則將明鄭王朝文武官員占管的官田釋放給民間認墾，試圖建立以墾戶為中心的私有土地制度。隨著台灣局面的日益鞏固，許多從福建南部和廣東沿海地區的移民，紛紛挾帶資本和各種農耕工具前來開墾草地，發展稻作農業。大約到1750年代，中南部海岸地區和台北平原的幾條主要河域，業已完成初步的水利灌溉系統；許多草埔也在墾佃的鑿闢下，改良為成熟的田園。這些水田化工程，促使台灣快速從邊陲小島轉形為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新興糧倉。其中，以彰化和台中平原為中心的稻米蔗糖生產地區，每年農作所得大都轉運回到內地市場，有效調節當地的米糧供需問題。隨著米糖生產能量的持續成長，台灣在清朝行政體制裡，逐漸贏得海外戰略要地的地位。為了維護台灣農村的生產活動和社會治安，清廷一方面選派能幹的官員前來維持社會秩序，另一方面則在衙門所在地與各地河口集市，派駐比一般行政區域更多的駐防班兵，藉此監督反亂勢力，並防範移民的私渡。

　　台灣土地和農業的開發，初期係以墾戶制度為中心。所謂墾戶，通常是指那些向官方申請開墾執照的「有力之家」。墾戶之中，有些利用家族的資本與人力，進行開土闢田工程。例如：桃園臺地拓墾主力郭姓家族，即是由開台始祖郭光天（1680-1749）於1728年率領族人來台拓墾，並以桃園近海的大坵園為中心，占據廣大的地權。其次，有些墾戶採取合股集資方式，成立「墾號」，共同開闢大片草地。目前所知最早的合股契約是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由戴岐伯、陳逢春、賴永和和陳天章等人合資，共同設立「陳賴章」墾號，開墾淡水河域周圍的台北盆地和新莊平原。 惟儘管資金來源不一，多數墾戶申請開墾地塊的範圍大都相當遼闊，無法自行開發。其次，官方規定墾戶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（一般以三至六年為準）將草埔墾闢成為成熟的田園，否則需放棄開墾的權利。在這些條件的限制下，墾戶通常都會從原鄉召請親友和鄰近村莊農戶前來充當佃農，並簽訂租佃生產交換關係。這些租佃契約，民間稱為「瞨耕字」、「墾批字」或「佃批」。

　　墾戶在簽訂租佃契約時，一般皆以業主身份，向佃農約定土地開墾的權利和義務。在多數的情況下，業主只是提供草地，由佃農自行準備開墾所需的工本，包括稻種、農具和各種生產費用。其次，業主會要求佃農在一定期間內，將草地開墾成為可以生產稻米或甘蔗的田園，否則將收回佃權。在開墾初期，由於地塊尚未成熟，收成不穩，業主和佃農通常採取分成收租方式。最常見的分成比例，稱為「一九五抽的」，即由業主抽收全年主要作物所得的15%，佃戶保留其餘的85%，作為生產剩餘。等到田地開墾成熟，可堪栽種稻米或甘蔗之後，業佃雙方另行簽訂租約，並將分成收租改為定額租粟。一般而言，一甲水田繳納六至八石稻穀（一石約合一百斤）；蔗園和其它雜作則按現銀折納。至於佃作期限，大多數業主允許佃農在按期繳納租穀的原則下，繼續在原地長期耕作。這些租佃生產交換關係，即是早期以墾戶為中心的開墾制度的主要內容。

　　墾戶制度是清代早期台灣移民社會的產物。當時行政官僚體制的重心集中在台南府城，實質上無法管轄散佈西部平原各處村莊的移民。為彌補行政不足的缺失，地方官員要求墾戶必須負責管理佃農的活動，並監督聚落的治安問題。為此，墾戶在招請佃農前來佃耕的墾批契字之上，都會聲明佃農必須專心耕墾，不得聚賭、鬥毆或從事其它不法活動。然而，由於大多數墾戶並不在墾地居住，屬於不在地業主，因而無法實地監督佃農的生產活動。他們最多只能要求佃農依據實際墾熟的田園數額，繳納應付租粟。有部份田園規模較大的墾戶，為求監督佃農和收租的便利，私下聘請管事，代為催收租粟。長期下來，許多業主往往只知每年可以收租的數額，而不清楚田塊的大小及其坐落。對這些業主而言，土地所有權早已變成一種租業，不再是生產單位。為此，他們在析分田產時，往往以某塊田地所能抽收的租粟作為計量標準，而不是依據畝數或甲數的多寡，均分產權。其次，由於佃農自行投資工本改良田塊，按照習俗，通常即可享有長期耕作的權利，俗稱「永佃權」。通常只要佃農繼續繳租，業主即不可隨意加以撤換，也不能在中途任意加租。這種永佃權原來是為了鼓勵佃農長期在同一地塊耕作，藉此改善田園的生產力而設。稍後，永佃權卻演變成為佃農可以自行管理的土地經營權利，致使佃農轉而成為田主，跟業主分享部份的土地所有權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業主對於田地的興趣主要在於租粟，為此，佃戶若不想耕作，他們通常亦會同意將佃耕權利轉讓他人，換取他們先前開墾所投下的工本。稍後，由於大量移民日益湧進台灣尋找佃作的機會，許多佃戶乃將多餘的田塊分租出去，藉此抽租取利。民間將佃戶向業主繳納的租粟，稱為「大租」；業主即是「大租戶」。相對的，佃戶稱為「小租戶」，其所收租粟為「小租」，一般約占佃農每年生產總數的半額。至於實際耕作的佃農，則稱為「現耕佃人」（或簡稱「現耕」）。 這種由業主和田主共同享有部分土地所有權的現象，民間稱之為「一田二主」的地權結構。從十九世紀初葉以後，由於耕地的成長跟不上移民增加的速度，使得佃耕權的市場價值逐漸上升；由佃戶出身的田主階層，逐漸藉分租田塊獲利而累積財富，促使農村權力結構發生微妙的變化。由於業主長期定居於台南府城和近海市鎮，無法有效監督佃農的生產活動，使得他們與農村社會產生鴻溝。相對於離村居住的業主，田主則是在農村落籍生根的土地經營者；他們熟悉田園品質和佃農的生產活動，也參與農村的公共事務，例如建造村廟、組織聯莊團練以及修築維護水利圳路。許多田主家族在墾耕二、三代之後，逐漸仿效原鄉的習慣，建立家廟，設置祭祀公業，發展宗族組織。其次，有部份田主家族為求自助互保，經常聯合同姓族人或同一地緣的佃農，建立具有排外性質的村落。例如1850年代在中部地區甚為活躍的霧峰林姓家族和草屯洪姓家族，即曾結合宗族的財富和佃戶的力量，組織武裝團練，形成土豪鄉族勢力。

　　在漢人墾佃關係之外，另有一種由土著業主和漢人佃戶簽訂的租佃契約。這類地契形式基本上類似墾戶制度，亦即土著業主提供草埔素地，而漢佃則負責開田的各種工本以及每年繳納固定的社餉（亦稱「番口糧租」）。由於大多數土著尚處於口語文化階段，為此，在擬訂租佃契約時，通常需要部落的通事或土代為中介，或充當見證人。至於土著業主則以劃押或用手掌（甚至腳印）印模，表示承認契約所約定的各項權利義務關係。如 地契（no.104）圖片所示，嘉慶4年（1799）位在淡水河口的八里坌社業主福仔兄弟，將承繼自父親的一段埔地出租給漢佃徐文達開墾。佃約議定佃戶交付埔底銀一百員（墨西哥銀員，一員約合0.72兩官定銀元），取得永久耕作，且可轉讓佃權的權利；在此，埔底銀即等於佃權的價格，此後佃戶即為田主，有權自由處理土地的經營及其買賣。其次，此項佃約規定，佃戶需自備工本、牛隻、種子，將埔地開墾成為水田；年納大租口糧六斗稻穀。這項租佃契約，名義上是業主出租地塊給予漢佃開墾耕作，實質則是出讓佃權。此後，土地權利明顯分為兩部份：土著業主保留抽收大租的權利（每年固定，不得增減），惟漢佃則可以田主身份自由買賣佃權，或是將多餘田塊分租給其它佃農耕作，從中抽取農作所得的半額作為小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項佃約由部落領袖擔任中介人，且業主都以手掌模印，不像一般契約由業主簽字劃押，即算完約。到底手印在土著社會裡是否含有誠信之類的特定意義，我們目前不得其詳。

　　在土著與漢佃的租佃關係中，比較特殊的是台南地區附近的西拉雅人。他們有一部份人早在荷蘭領台期間即曾學習羅馬化的文字。為此，在簽訂佃約時，同時使用漢文和羅馬化的拼音文字，藉此兼顧土著業主和漢佃的需要。這類契約即是前述提及的「新港文書」。目前我們所知的最早契字是下淡水社於康熙60年（1721）簽訂的租佃契約；最晚的一份契字則是嘉慶18年（1813）新港社業主將田園抵押借銀的「胎借字」契約 。在此透過一份新港文書作說明，該文書是乾隆55年（1790）新港社一名業主李文貴率同子女，將承繼自父母親的五所田塊出典給鄭姓銀主管理；典價632員，典期四年。照典約規定，銀主在付出典銀之後，即可管理田園，收取農作所得作為利息。此項典田契約，同時使用漢文和羅馬化兩種文字，並由部落土目充當中介人。從這些文書可以看出，在南部地區的部份土著精英，在十七、十八世紀期間長期持續使用羅馬化的拼音文字。這種現像，顯示荷蘭殖民統治雖然早就結束，但其文教效果卻長達一個多世紀。

相關參考書目

尹章義，台灣開發史研究，1989﹕65-67。

黃富三，霧峰林家的興起，1986﹕211-230。

新港文書，1985（1933）

黃富三、翁佳音，清代台灣漢人墾戶階層初論，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（上），1986﹕117-149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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